dafabet手机版官网网址，《功夫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回顾》，刘芷微著，2019年6月出版，426页，68.00元

有一种知识总是夹在两个学科之间，具有冰和火这样的特征。这是经济史。近年来，刘芷微教授多次公开和私下表示，经济史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他新出版的散文集《功夫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散文》就体现了这一意义。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刘芷微教授这本散文集所包含的研究时间跨度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他的研究更侧重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如果明清时期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越来越活跃，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催生了这样一个市场呢？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系统”对近代中国市场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使得在“萌芽资本主义”的讨论语境中挖掘出来的话题和材料可以延伸到经济史的起源进行反思。希克斯于1967年在威尔士大学发表演讲，并于1969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成为经典的经济史理论。这本小册子阐述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在这本书里，希克斯为人类社会交换行为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定制经济、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根据我们目前的生活经验，通常所说的交易可以分为市场经济。许多政府行为可以归类为指令性经济，如税收或转移支付。换句话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中，两者是相互分离的。当然，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各奔东西。事实上，在任何现代政治治理中，通过秩序来规范市场是常见和频繁的。然而，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建立在两者分离的基础上的。

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

如果我们看看明清时期的市场结构，似乎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但是，从明清时期的经济形态和市场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割成两个独立的体系。有很多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比如盐法。明朝初年，为了供应蒙古军队的北方防御，盐专卖特许权被交换给向北方边境运送军事物资的商人。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晋商、徽商等大型商人群体都与这一制度密切相关。

另一个例子是徭役。徭役是政府对人民的强制劳动，这似乎是离市场最远的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由于征收徭役，农村地区的人们被鼓励长途跋涉和跨越地区，这反过来又带来政府控制之外的货物和资本流动。刘永华教授最近专门就这个问题(区域外的社会:明朝兵役法和跨区域网络的兴衰)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柳永的中文著作《超越地域的社会:明代兵役法与跨地域网络的兴衰》

如果你想解释这些问题，刘芷微教授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他以贡品制度为关键词，将明清王朝制度、市场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趋势联系起来，全面阐释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历史进程。

刘芷微教授提出的这种解读视角以《汉书·食货志》为思想来源。《史记·货殖》是历代史志中不可或缺的一类，但这种文体始于韩曙，而不是《史记》。《韩曙·施货殖》开头说:

因此，《易》说:“天地之大德叫做生命，圣人之大宝叫做地位；为什么人们有仁政，人们聚敛财富？”富人、皇帝就这样聚仁守位，培养一批学生，为天道服务，为治国安民奠定基础。因此，他说，“不要遭受匮乏和不平等，也不要遭受贫困和焦虑。我们所有人都穷困潦倒，成了寡妇，我们都很平静。”它是以神圣的国王和人民为基础建造的城市和郭居住的地方。鲁井的系统归所有；开拓市场，开拓市场。设置教它的顺序；学者、农民、工人、商人，四个人都有职业。学习成为一名学者，否认土地，耕种山谷，成为一名农民，成为一名熟练的工匠，成为一名工人，成为一名财富和货物的商人。圣王能够发号施令，于是任命了四个人，陈丽。因此，政府被废除，城市被摧毁，Aomin被摧毁，土地被遗弃。

韩曙·施·货殖

刘芷微教授特别强调，作为中国官方历史上第一部“食品与商品记录”，韩曙《食品与商品记录》表达了这样一个财富概念:所谓的财富是天地创造的自然事物，食品与商品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拥有和分配这些自然事物。这种财富的概念不同于现代的“经济”概念，后者意味着在生产专业化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增加财富(第8页)。

如果我们把《韩曙实货殖》中所表达的思想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神制政治思想的总结，那么历代的“食货”制度就可以在这一思想源头上得以观察。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中央王超所面临的社会财富总量是相对固定的，人类劳动将自然财富(天地的伟大美德)转化为社会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因此，中央王朝传统的赋税和徭役制度的基本意图是如何面对相对固定的社会总财富，并根据皇帝(即彝族中的“圣人”)的需要和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行调整。因此，韩曙施货殖将“君”与“贫”联系起来。在这个概念框架中，“贫困”是“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不足的结果。

如果《韩曙实录·货殖》离明清时期太远，主要在刘芷微教授的书中讨论，我们也可以在《史明实录·货殖》中看到第一句话:

“吉”说:“从地上夺取财富，从天上夺取法律。”富裕国家的基础在于农业和桑树。

这一概念与韩曙·施·货殖是同一个范畴，与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在现代经济学中，人类劳动创造财富是一个基本前提。因此，金融是调节资源配置的工具之一。通过金融体系设计的指导，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社会财富的扩张。

这种差异意味着我们在传统中央法院观察商品经济和市场模式时必须更加谨慎。“韩曙·施货殖”在谈到“姚舜禹”时代作为政治理想的典范时写道，大禹在控制洪水和划定九州之后，“对他的每一个出身，无论他是否迁居，以及所有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敬意”。刘芷微教授认为，这是“食物”一词的核心内容，“这显然不是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只是一种控制和获取自然资源的机制”(12页)。显然，“海外移民的存在与否”是一种市场交换，而“贡献贡品”当然属于贡品，这是希克斯提到的“收入经济”之一。在现代经济学中，这两种制度的交换属于中国传统中央王朝的食品和商品制度。刘芷微教授认为，这是讨论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粮食和商品经济的本质不是国家控制市场，而是王朝国家利用市场来实现贡品的运输，也就是说，不是从市场来使用国家权力，而是从贡品来驱动市场”(第19页)。

“食货经济”是明清时期政治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市场嵌入了贡品系统。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刘芷微教授多年来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一直试图表达的意思。因此，这本书里有三篇文章最值得读者注意。一是1990年出版的《清代经济运行的两个特点——市场机制概述》。二是2010年出版的《贡品、市场和物质生活——论18世纪美国白银进口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第三部是《中国王朝进贡制度经济史》，作为本书的序言出版于2017年。

在《清代经济运行的两个特点》出版时，“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话题。在本研究中，刘芷微和陈春声强调了两种与清代市场机制有关的现象。第一种是非市场导向的农民经济活动，第二种是非经济导向的整体市场活动。

所谓“非市场导向”强调清代小农在制定生产战略时没有以利润最大化和相应的成本核算为导向。这与小农深入参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极其活跃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说法类似于詹姆斯·斯科特对东南亚小农的研究。斯科特还强调，在繁荣的商品经济表面下，小农户的生产和管理并不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考虑各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从而产生所谓的“道德经济”。我相信到20世纪80年代末，刘芷微教授应该知道斯科特的研究。这篇文章中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话:

农民的经济活动以维持生计和群体和谐为最终目标，与家庭生产组织互为因果。在这样一个由伦理关系维系的组织中，一个人的经济角色往往取决于他的亲属的角色，而对亲属关系中角色的期望往往会使个人关注人际关系，把经济利益置于从属地位，从而抑制理性的经济活动，用所有经济关系中的特殊性原则代替普遍性原则。因此，整合了生产和消费组织功能的家庭经济本能地否认平等市场交换原则，拒绝市场导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群体也可能否认独立的个人权利。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其内部关系不是基于个人独立经济利益的契约和交换关系，而是由道德价值观维系的人际关系。(172页)

斯科特的《农民的道德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至于本文提到的第二种现象，则体现了刘芷微教授对明清经济形态的一贯思考。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它们与他2017年围绕“韩曙·施·货殖”讨论的问题相似。他们认为:

这里所谓的经济取向是指追求经济和技术增长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现代社会把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视为超越个人感官享受的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经济增长成为价值体系和物质活动的基点。

特定的市场交易活动，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商人来说，当然是增加个人财富的机会，但总的来说，市场活动只被视为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实现国家财富扩散的必要手段。......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变这种价值取向，而且为这种选择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商品经济越发达，商业资本越丰富，捐赠的金额就越大。(174页)

2000年后，中国经济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辩论显然是冈德·弗兰克(Gund Frank)的《大分歧》和《银都》。因此，2010年刘芷微教授和陈春声教授的合作研究回应了这一学术浪潮，即“贡品、市场和物质生活——论18世纪美国白银进口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白银在美国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也是白银之都讨论的焦点。从16世纪到18世纪，数千万美国白银被输入中国，这是中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如此巨大的白银投入不仅会显著改变商业、消费和城市经济，还会深刻影响生产部门的投资。

弗兰克的银都

在《贡品、市场和物质生活》一书中，两位教授提出了经济学的逻辑:为什么如此大量的白银进口不会导致清代中国的严重通货膨胀？解释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是，晚明鞭法改革后，白银在国家行政运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白银调解了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明末清初的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必须依靠大量的美国白银才能正常运转。白银通过市场流通被吸收到金融运行体系中，然后通过财政支出、国家和官僚团队的消费进入市场，成为推动市场的重要力量(第291页)“正是因为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满足了清朝税收、金融运作和官僚制度的需要，它才迅速进入了国家的进贡制度，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国库、皇帝和显贵囤积起来。因此，18世纪白银的大规模进口并没有导致价格的急剧上涨。”(299页)

到2017年，刘芷微教授的问题将会更加清晰。中国王朝的朝贡制度经济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一种经济类型？(第4页)这个问题将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长期争论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提出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我已经在开头引用过了，不会重复了。

明清时期市场发展显著，货币流通规模大，城市经济繁荣。这些曾经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叙述方式，但他们也可能形成了一些掩护。葛赵广教授和王凡森教授曾在2008年的一次对话中提到:

例如，“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似乎完全基于欧洲历史。然而，一方面，它也出土了许多史料。例如，在这种聚光灯下，大量未被关注的历史资料，如合同、文件和农村事物，开始被发现。另一方面，它掩盖了许多历史现象，压制或消耗了许多古代史料。我们只关注江南、城市和商业，却忽略了那些后人似乎无法“与时俱进”的地区、现象和历史。(重温历史:寻找“顽固的低音”)

樊氏曾经对“大分流”的讨论作过评论，并有类似的意思:“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热萌芽”背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为“二郎”(弗兰克和肯尼斯·波美拉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和不准确的“信息”，并起到了帮助作用。”(王贾凡:《中国历史的巨大分歧与重估》)

王贾凡写了《历史学家和史学》

如何将市场重新置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历史地位？如何重新描绘嵌入贡品体系或“食品和商品经济”的市场？近年来关于盐业和徭役的几项新研究可能会启发我们开拓新的思路，检验刘芷微教授提出的理论假设。

明清盐法应该是最著名的话题之一。盐专卖制度与商人资本积累的关系，在明清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黄果心教授最近的作品延伸到了这一点。明中叶《纲要法》改革后，盐商实际上在制盐和收盐方面具有代理人的地位，市场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的金融运行嵌入市场，并控制着市场的运行。黄果心教授将此与卡尔·波兰尼所称的“再分配市场”联系起来，在这个市场中，国家作为国家财富再分配的中心(《国家与市场:明清时期盐贸易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63页)。

黄果心写了《国家与市场:明清时期盐贸易研究》

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研究是刘永华教授关于明初兵役法流动空间的假设。刘永华教授指出，明初建立的军事和铁匠服务体系使大量的人能够在非常大的空间范围内流动。尽管这是一场被迫的运动，但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员和货物的流动，以提供后勤供应，其中人员的流动可能惠及数百万人。由于明初李家制度的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实际上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作为徭役制度的结果，15世纪看似封闭的村庄实际上拥有活跃而广泛的人员和物质流动网络(刘永华:“区域以外的社会:明朝的服务法和跨区域网络的兴衰”)。

税收和徭役制度也可能影响农村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交换。吴涛教授对明代嘉定棉布中谷物分布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税种和徭役负担的差异客观上促进了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明代嘉定地区出现了一批棉布专业生产城镇(吴涛和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社会史研究，第二章)。

吴涛和佐藤仁写了《嘉定县事——14世纪至20世纪初江南地区社会史研究》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经济史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现代经济学的精确而复杂的研究依赖于一些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模式的基本假设，就像数学定理推导中的公理一样。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关注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可能没有永恒的公理。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帮助社会科学重新审视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假设和基本概念，如什么是市场？你如何理解金钱和资本？

回顾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创建阶段，最重要的学者通常都有经济学或社会科学背景，这绝非偶然。当那一代经济学家面对中国社会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经验，经济学的解释力和理论的“范围”也会受到限制。

刘芷微教授的书涵盖了近40年的时间。在过去的40年里，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学还是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都经历了面对面的变革。对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不同代人，甚至具有不同学术培训背景的群体，学术术语体系可能会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以上三篇论文是理解这本书的关键线索。这三篇论文面临着不同时代和学术背景的问题和术语系统，但我们可以从它们那里感受到一致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在检验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

由此线索，也可以将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同时代背景、不同问题意识和不同学术语境的研究联系起来，并将其视为一个累积的学术领域，而不是零散和异质研究主体的结合。刘芷微教授曾在纪念经济史上的两位前辈吴程明和王靖宇诞辰100周年时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一段时间内老一辈学者的研究被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掩盖了其学术真实价值。”(404页)在刘焦寿看来，虽然这些研究也使用了一些教条的历史概念，但它们留下了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后经济史提出新的问题和方法奠定了基础。因此，刘芷微教授认为，“在这方面，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不仅具有指导我们走出当时教条主义史学的意义，而且今天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对未来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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